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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建凤的博客

批判批判者的批判者

 
 
 

日志

 
 
 
 

说说常识:法治不等于实行西方国家的制度  

2017-08-11 10:50: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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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近日发表了一篇演讲《让中国民企实现长寿的办法只有法治》,列举了一些发达国家有上千年几百年历史的私人企业现象,然后说【让中国民营企业实现长寿的办法没有别的,只有法治,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把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改善,让民营企业不用太担心是不是活了一些年就没有太多出路了】。
       我在新浪微博上批评说:【让民企发展的办法只有生产力进步。生产力不能进步,美国的民企一样得不到发展。而生产力进步才是法治在经济领域的真正表现。别忘了,今天世界上民企发展最快、最好的国家是中国。别一看到民企遇到困难就以为是中国的制度问题。要不要把美国民企和印度民企的困难,都归结为中国的制度问题?】
       民企要长寿,需要的是市场竞争力。市场竞争力来自于生产力进步。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首先让民企发展起来,然后再说民企的长寿问题。这个逻辑应该没有人能够否定。
       个别民企的长寿现象,也许是好事——证明这个企业一直维持了必要速度的生产力进步;但也许证明了市场上缺乏比他们更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从宏观角度上来看,就不是好事了。陈志武不懂经济与市场逻辑常识,只一味地把西方社会的现象当做不可缺少的膜拜对象,是盲从思维的表现。
        应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确实需要随着市场的变化而逐步改进。其中对于民企的的体制也当然存在改进的余地。即使过去看来没有问题的体制,到了今天也会因为市场的变化而需要改进。同时,适合今天的体制,到了明天也会需要改进。
        所以说中国的法律体制需要改进是没有问题的。所谓“改革总在进行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不能说民企经营遇到困难的原因,是中国的法治不足的问题。
        法治是什么?法治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依法治国。
        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需要不同的法律制度。社会环境的好坏,决定于资源的稀缺度。资源稀缺度越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张;资源稀缺度越低,人与人之间的包容空间就越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较宽松,法律对于人的行为限制就应该适当宽松;反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较紧张,法律对于人的行为限制,就必须严格一些。
        而资源稀缺度的高低,决定于生产力水平。所以我们看到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缓和,比较宽松一些的法律制度下,社会运行得比较平稳;而如果把生产力水平高的国家的法律制度照搬到生产力水平低的国家,一些有能力的人的过度自由,就会对其他人的利益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害。于是这样的国家就容易陷入社会动荡。
        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较高,人与人之间可以多一些包容度,法律制度却仍然沿袭生产力水平较低时候的,就会限制了有能力的人的活动空间,社会进步速度就会缓慢,从而迟滞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于是人类的自由空间的扩张会受到限制。
        所以,法治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依法治国”,而应该是执政者按照对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的利益与意志的实现有利的法律治理国家。依法治国固然是必不可少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法律应该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人民的利益增加、有利于人民意志的伸张。在这样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里的核心要求,是法律制度必须根据社会状况与社会进步的要求,进行制定与修改。而不是强行套用某一种固定的法律制度。
        至于制定与修改法律制度的依据,当然也不能是以某种固定的法律制度为标准——哪怕是被人们标榜为“普世价值”的法律制度,而只能从实践的结果,按照生产力进步的要求来进行分析判断。因为只有生产力进步了,人类社会的资源稀缺度才会降低,社会自由空间才会扩大。
        尤其是今天西方国家既有的法律制度已经在严重限制其生产力进步了的时候,还要求当今世界上生产力进步速度最快的中国,去照搬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只要看到与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同的地方,就斥之为“违反法治要求”,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处于无知,就是故意要与中国人民作对。而右边的大多数人士都是这么评判中国社会现象的。
        法治在经济领域里的体现,就应该是生产力进步,并在此基础上泗县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顺利发展。中国的经济这些年发展怎么样,这里不用多说了。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怎么样呢?
        中国的民营经济规模已经比印度整个经济规模多出两倍多。2015年,印度GDP总量为2.18万亿美元;中国为11.38万亿美元。中国民营经济占GDP比重在2013年就超过了60%,就以60%比重计算,2015年中国民营经济总规模达到6.8万亿美元以上。
        要知道,印度的GDP结构也和其他任何正常经济体一样,包含有国营经济、外资经济、民营经济等部分。因此,中国的民营经济与印度的民营经济规模比较,就更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而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曾经的过去,与印度是基本持平或者说差距不大的,尤其在民营经济规模的比较上,可以肯定那时候的印度是超过中国的。如果说不要“比烂”,那么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伴随的是民营经济占GDP比重的迅速扩大,也可以得出中国的民营经济增长速度,远超世界其他国家民营经济增长速度的结论来。
        这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律制度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是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并且是更适合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那么当然的,今年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经济活动面临的困难,原因就不应该在于中国既有的法律制度不合理,而在于市场的投资利润空间缩小了。
        事实与逻辑都很明白:世界经济增速的降低,就是因为投资活动的萎缩。那么其他国有经济比重远小于中国,而经济增速又明显低于中国的国家,比如日本、美国、以及欧洲诸国,其经济增速降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的民营经济活动增速降低得更厉害。
        因此,如果说民企经济活动遇到困难的原因在于法律制度,那么逻辑推理的结果,应该是要求日本、美国、以及欧洲诸国实行中国的法律制度。当然陈志武绝对不会同意这个结论的。
        在陈志武他们看来,日本、美国、以及欧洲诸国民营经济活动增速降低,就是因为市场本身不好,而不是因为它们的法律制度有问题。中国的民间民营经济活动增速尽管依然高于日本、美国、以及欧洲诸国,但是因为增速降低了,就与市场本身没关系,而是经济体制的问题。
        也就是说,法律制度是否合适,不是以经济发展的状况来衡量,而是以是否与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相符合为衡量标准。
        如果从事实与逻辑来分析,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增速降低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市场投资利润空间不足了。市场投资利润空间不足的原因,在于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
        而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1、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通缩现象严重,对中国既有的商品的有效需求减少;2、生产力——现在被主流观点解释为供给侧——的水平不够高,导致企业适应市场有效需求变化的能力不足。
        第一个原因,很明显是与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情况一样;而第二个原因,则在于企业用科技进步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程度不够,也就是现在被主流观点解释为供给侧出现了问题——其实用供给侧来解释这个现象很勉强:明明是因为企业的内功不足,用供给侧来解释,就把法律体制给扯进来了。
        这就是导致人们把民营企业因为内部的不足造成的困难,与社会法律体制的问题混为一谈的原因之一。
        当然,因为民营企业的内部问题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困难,国家就要帮助民营企业解决他们的这个困难,否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困难加剧,所以国家的法律体制体制也必须有所改变。
        所以,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增速降低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法律体制,并不是说中国的法律体制不需要随着新问题的出现而改变。相反的,伴随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几十年持续快速发展,就是因为中国不断地随市场的需要,在进行着法律体制的改革。
        正确的改变方向,应该是引导与促进民营企业加快科技更新,提高生产力水平,而不应该是用大规模减税降费,乃至于要国企、央企对民营企业让出市场空间。
        因为这不符合市场竞争规律要求,也是会导致国家调控经济能力降低,最终使得国民经济不再能持续快速发展,并将最终破坏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我们看看其他没有中国这样的国企央企环境的国家,其民营经济增长都不如中国快速,就可以明白了。
        陈志武也没有明白什么是市场,市场与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的问题。因此他的【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把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改善】的话也是错误的。
        要说“市场化”,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市场。
        依照价格指向进行资源交换的场所,就是市场。这样的交换,因为是以财富增值为目的,又被称为交易。因此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市场就是人们从财富目的出发,依照价格指向进行资源交易的场所。
        而不依照价格指向,只依照人的直接需要进行的资源交换,就只能叫做交换。
        比如你想吃苹果,我想吃梨,刚好你有苹果,我有梨,于是互相交换资源,彼此都并不考虑市场上苹果与梨的价格差异问题,相互之间都不存在通过交换实现财富增值的想法,就只是交换,不是交易。
        交易的场所才是市场;交换的场所不是。所以,所谓“市场化”,就应该只以价格为行为指向,而不应该追究交易价格后面的原因。
        比如,人们到市场上买东西,都只会挑价格合适的买。不会有人问:你的东西这么便宜,是不是偷来的,或者剥削了别人的劳动力啊?假如买卖双方就这样的问题追究起来,买卖没法做,市场就乱了。
        当然,也会有人偷了东西来便宜卖,政府就应该对此进行管理。但这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更宽泛的社会法律道德范围的问题,不应该在经济理论领域讨论。而且,政府要制止的,是偷窃行为,而不是低价销售行为。
        可是,现在主张自由贸易的美国,就经常会追究销售者的产品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的问题。动不动就以销售者的产品价格不应该这么便宜为借口,制裁用便宜价格向他们销售商品的人,很显然,这是违背市场原则、当然也是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的行为。
        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因为随着生产力进步遇到瓶颈,他们的经济竞争力减弱了,于是不得已,要实行贸易保护措施了。可是过去自己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的口号还在别人耳旁回响着呢,只好用“市场化”这个保护自由贸易的口号进行贸易保护了。就像中国的公知们用反对阶级斗争的口号,进行阶级斗争行为一样。
        市场是经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客观环境,也是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就如同自然界有河流,河流的运动形式是自高而低,不会有人说自然界应该河流化一样,在经济社会里,逻辑上也不应该有“市场化”的概念。应该有的,只是如何创造与维护好的市场环境,就像人们需要对河流加以必须的治理一样。
        现在通行的说法,“市场化”就是政府不参与市场。可是政府不参与市场,还能够有市场吗?
        第一、没有政府制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市场是没办法形成的,因此政府对于市场的参与,就是对于市场的一种资源供给行为;
        第二、政府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是必须有从市场财富中分割的资源作为手段的,否则政府没办法对市场进行有效管理;
        第三、如果政府向市场提供的资源不符合市场的需要,就会导致市场财富的减少,从而政府从市场财富中分割到的资源也会减少,政府的能力就会减弱。
        也就是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与其他市场各方主体的关系是一样的:通过向市场提供有效资源,换取自身需要的资源,实现财富效应。不同的是,政府必须、也是唯一有能力通过照顾其他各方的市场主体利益,通过实现各方共赢达到自身的财富目的。而市场的其他各方主体,则没有这个能力,也不需要有这个责任。
        也正是因为如此,市场对于政府资源的需要程度,远大于对于其他任何一方主体的资源。所以,把“市场化”定义为政府不参与市场,逻辑上就是要取消市场。
        上面是从逻辑上分析,“市场化”是一个虚假概念。从历史事实来看,以政府不参与市场为定义的“市场化”现象,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而且从古到今,政府参与市场的程度与规模一直在越来越大。
          有人说,西方国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是不参与市场的。错!那个时期,同时也是西方国家的对外殖民主义扩张时期,是西方国家政府用对外暴力征服殖民地,从而扩大海外市场的方式,向本国市场各方推出海外市场资源。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西方国家政府,同样的在参与市场,不过形式与今天不同而已。
        今天西方各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更是这些国家政府全面、深刻参与到市场的表现:它不但参与到为资本降低经济成本、增大资本利润空间的活动中,还直接参与到逼迫民众扩大消费——民众如果不将手中的货币用于消费,就会遭受货币贬值的财富损失——为资本人为提供有效需求的行为中。
        顺带说说,今天中国也有一些经济理论者在鼓吹刺激消费以拉动经济的观点,这不过是在盲目学习西方人出于无奈的饮鸩止渴方法。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进步。当生产力进步还有着足够空间的时候,是不应该用刺激消费的方式拉动经济的。因为这会使得资源被过多投向现有生产力水平的经济活动中,不利于生产力的进步,也就不利于增强经济竞争力,结果必然导致财富的流失。
        市场不过是人们经济活动中的交易场所。谁能够在交易中获得财富,依靠的不是交易本身,而是自身资源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资源的竞争力来自于生产力的进步。只有生产力进步更快的竞争者,才有可能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获胜。
        而不同的市场环境,对于不同的市场主体的竞争力的表现有不同的限制与方便。今天的世界市场,是以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为环境的,因此总体上是有利于西方国家利益要求的。人们所说的“市场化”,其实也就是要服从西方国家利益要求。
        明白了什么是市场,就很容易明白那些主张"市场化"的公知们,其实是在用计划经济思维主张"市场化",实际上是在破坏“市场化”进程了。因为“市场化”就应该是市场交易各方根据市场的价格指向,努力实现各自的利益要求。而不是要求改变价格的形成原因,从而导致价格的改变,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所谓“市场化”的逻辑定义,应该就是:相对于资源交换而不同的,根据价格指向进行的资源交易。今天人们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以价格指向进行的。存在的问题,只是如何根据生产力进步的需要,随时改善与维护市场秩序,让市场的交易行为更加有利于生产力进步与财富的公平分配,而不存在特别的“市场化”的问题。
        批评公知们用计划经济思维主张“市场化”的错误,并不是说按照价格指向进行交易是绝对应该的。
        因为市场不过是交易的场所,它有奖赏提高效率的人、从而促进生产力进步的一面,也有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平,从而产生贫富分化的一面。而贫富分化,就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也就是说,市场交易本身就是经济危机的原因。所以,市场化不是伦理要求,而是应该受到适当限制的规律现象。
        什么是市场经济?人们一般都把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财富目的的活动当做了市场经济。其实市场是一般性经济形式的必然内在要素。最原始的经济就是从市场交易开始的。如果把凡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的经济活动都叫做市场经济,那么就不存在非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了。
        市场经济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具有远洋航行能力以后才出现的经济形态。它的特点是以市场的显著扩张为条件,实现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具体的说就是从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时代开始。
        当殖民主义时代终结以后,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的市场扩大,就不再能够通过殖民手段实现,而只能以科技进步为手段来实现了。今天,哪个国家的科技进步速度越快,他的市场经济就越增长的快。
        经济的发展首先是以生产力进步为条件的。生产力进步又必须是以科技进步为条件的。即使是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国家也首先是在科技进步的前提下具备了必须的生产力水平,才有能力对外殖民。只不过有了殖民导致的海外市场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科技进步的迫切性就不够明显,于是科技进步的速度相对缓慢。
        当殖民的环境消失以后,列强间为了重新划分国际市场,而必须以战争定输赢的时候,因为增强军事实力的需要,世界科技进步曾经一度极为快速。这也是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能够有连续几十年的繁荣的重要条件。以至于有人把战争当做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必须条件。
        用科技进步扩大市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科技创新,创造出符合人类需要的新产品,从而开拓出新的消费市场;另一种是后进国家引进与学习先进科技,提高本国生产力水平,增强经济竞争力,使世界财富分配格局向贫穷国家倾斜,让贫穷的人群逐渐富裕一些,从而缓解世界边际消费下降的速度,增加市场有效需求,也就是扩大市场空间。
        到目前为止,美国一直在扮演第一种用科技进步扩大市场的领导者的角色;而中国这几十年则在扮演后一种用科技进步扩大市场的领导者的角色。预计再过十年,美国的角色也可能被中国扮演了。这是历史规律决定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够改变的趋势。
        明白了什么是市场经济,明白了生产力进步与市场需求扩大是市场经济的两个根本条件,就会明白,西方国家及其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传声筒们,之所以用“市场化”命题批判中国的经济体制,不过是在要求中国与所有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不断改变的市场规则行事。
        而事实上,中国正是因为没有完全按照西方国家不断改变的市场规则行事,才有了今天的经济快速持续发展。这说明西方国家之所以不断改变市场规则并要求别国实行,不是为了世界的共同利益,而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垄断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指定合理的市场规则,以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想制定有利于自身利益要求的市场规则,就必须首先在生产力进步上取得成绩,只有增强了自身的经济竞争力,才可以在西方人制定的规则环境下的市场上尽可能多分割一部分财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了,西方人的规则就会越来越不灵了。于是市场规则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修改,就会越来越成为可能了。
        今天的中国正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努力的争取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求。在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被西方人及其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鼓吹的“市场化”这个虚假概念所迷惑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那是会导致中国丧失目前的大好发展机会的。
        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则在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已经消费充足,有钱无处消费;贫者因为没有财富这个经济社会里的消费权力而消费不起,于是导致边际消费下降。发展中国家在市场上的财富分割比例增加,有利于世界减缓贫富差距扩大的进程,是缓解世界经济困境的必须方式。
         而中国政府的一些被西方人及其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所诟病的违背“市场化”要求的行为,正好是对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财富分配中的比例的有利手段。很明显是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为——否则,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如何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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