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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建凤的博客

 
 
 

日志

 
 
 
 

对许小年最新演讲的批判  

2017-05-08 10:04: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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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上网,就看到一篇文章:《许小年最新演讲:中国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很明显,这是许小年故意制造的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
        要知道许小年是不是在胡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百度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墨西哥智利的人均GDP早已超过12000美元. 截止2011年世界银行的归类,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4036-12476美元之间. 智利显然已可以被认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按照这个解释,应该说的是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经济增长停滞了的现象。那么, 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停滞了吗?从绝对增长速度上看,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是当年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时期都不容易达到的;从当今的国际相对增长速度看,中国经济的增速远超世界平均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于是,许小年能够用来证明【中国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中国在人均GDP还处于中等水平的今天,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过去快了。
        可是这只能证明一个市场规律:在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低迷状态下的时候,作为世界市场中的一个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也会跟着放慢,却并不证明中国经济停滞了:7%左右的经济增速,如果就被叫做“经济停滞”,世界上还会有“经济增长”这个概念吗?停滞的意思是什么,许小年先生是不是应该再回学校去,学习一点经济理论的基本概念?
        当然,许小年还可以强辩称,中国经济转型目前遇到严重困难,出现了【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会导致【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可是那也只能说中国将要【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说【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世界上有哪个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还可以保持7%左右的高速增长呢?是要说西方国家从来就是在陷阱里扑腾着的吗?
        事实上,世界经济理论界通用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解释只从经济价值量角度描述了一种现象,而没有从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即生产力水平角度进行描述。
        比如说【智利显然已可以被认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就是只从经济价值量进行分析,而没有从生产力水平进行分析。         如果只要经济价值量达到一定程度就算是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从逻辑上,阿根廷在上世纪初,已经是世界少有的发达国家,如今怎么会跌回到“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如果进入发达国家以后,还可能重新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证明这个“陷阱”不是中等收入阶段特有的,也就不应该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应该是指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由于生产力进步遇到特殊困难,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况。
        上世纪初的阿根廷虽然由于农牧业发达,一度成为世界最富裕国家之一,但是因为他的工业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程度,之后也没能够实现生产力水平的继续进步,最终出现了经济停滞。所以后来又跌回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今天的智利,虽然由于矿业发达使得其人均经济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由于它不具备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国际上与一些石油出口国家一样,虽然富裕程度较高,却仍然不能被认定为发达国家。
        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基础上,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不会高的。就像阿根廷在上世纪初一样,随时可能因为世界市场的变化从富裕国家行列坠入贫穷国家行列。这不是发达国家应该有的情况。
之所以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必须从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即生产力水平角度进行描述,还需要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
落后国家因为贫穷,只能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资源。当世界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好,资本会流向落后国家寻求财富。于是落后国家可以通过资本流入形成比原来较高水平的生产力。在生产力进步较快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有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可是当落后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与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距离缩小到一定程度以后,继续靠外部资本提升本国生产力水平就会遇到障碍——因为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在发达国家本土就有着足够的利润空间,人家没必要到落后国家来支援你。
 同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以及各种资源的价格也随之快速提高,导致经济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下降。这时候经济增长就会遇到瓶颈,而趋于停滞。
  由于在社会从贫穷进入富裕的阶段里,人们的观念意识变化很快,对未来的期望值偏高。一旦遇到较长时期的经济停滞局面,社会的不良情绪就容易爆发,造成社会动荡。导致原有生产力也会遭到破坏,经济环境进一步困难,社会进程就会停滞乃至于倒退。
  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当今世界主要强国都是实行的西式共和政体。发展中国家社会遇到困难以后,都不约而同地以这些强国的政治模式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恰恰是西方的政治模式,重民意而不重客观规律,使得进入中等发达程度社会的国家无法坚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集中力量促进生产力进步。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的原因。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
        1、中国是世界唯一在本土延续了古代文明的国家,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具备强大的文化自信,对外来文化从不盲目接受,因此遇到困难时不会盲目学习强国的模式——上世纪初试行了西式共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又试行过来自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些经过实践被证明不行的东西,很快就被抛弃了;
        2、中国今天已然是世界一流强国,外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逐渐衰弱。这两个条件世界上只有中国具备。所以可以肯定,中国不会因为受外国的干预或影响,而放弃按照客观规律要求促进生产力进步。
        3、今天中国的科技水平与生产力水平在纵向高度上,已经超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些领域甚至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尤其近年来在航空航天以及国防等科技领域的不断取得突破,中国的科技创新与生产力进步正在取得高速发展。这个科技与生产力的基础决定了,中国不会在中等收入阶段出现经济停滞现象。
        只要生产力能够持续进步,不断向发达国家靠拢,中国就必然不会坠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中国今天在不少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因为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而停留在中等水平。
        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是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即使是在现在的暂时困难环境中,中国的经济增速依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已经不需要刻意保持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就可以基本满足社会就业要求了。这样,社会矛盾就可以被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不会引发剧烈社会动荡,中国经济就可以继续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因此,中国的社会进程不会遇到严重阻碍,从而也就不会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上面对于事实与逻辑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目前没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今后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这篇演讲中,许小年还说了如下一些观点,我分别将其列出,并一一简单批判:
一、【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收入停留在大概1万元美元左右的魔障中。这样的情况意味着宏观政策失灵,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是为了拉动投资、刺激需求,而“脱实向虚”作为宏观政策另一种反映,其产生的后果就是把投入实体经济的钱转向了房地产市场。面对这样的形势,许小年提到:“深圳的房价还会涨,没买房的现在可以咬咬牙赶紧买,有了房的也不能高兴太早,涨得越高将来跌得越狠。”】
关于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上面已经批判过了。下面就塌这段话中的其他几个观点批判如下:
1、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了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低迷的环境下,依然以西方国家即使在黄金增长时期也嫩已达到的速度增长着,因此不能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失灵了——否则世界上还有一个政策不失灵的国家吗?
2、房地产不是虚拟经济,这个概念许小年先生应该明白的。把资本从制造业流向房地产市场,说成是“脱实向虚”是许小年先生混淆概念的胡说八道。
3、房地产市场是有因为过度投机而产生泡沫的现象,但是房价泡沫只存在于少数一线城市中,内地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并没有严重泡沫现象。相反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价是偏低的。
4、【深圳的房价还会涨,没买房的现在可以咬咬牙赶紧买,有了房的也不能高兴太早,涨得越高将来跌得越狠】这样的话证明,许小年完全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如果房价还会再涨,有房的人当然应该高兴,因为可以在房价继续上涨到更高水平,确定不会再涨的时候卖掉,获得更多的财富。为什么不应该高兴?莫非他不知道房子买进来以后,是还可以卖掉的?
如果确定房价会跌得越狠,没买房的就应该等房价跌到合理价位以后再考虑购买,目前先租房住着。既然知道将来房价会跌得越狠,却叫人们【咬咬牙赶紧买】,是要忽悠人们把钱都送给房产商吗?
 还有,主张人们在房价正高的时候【咬咬牙赶紧买】,在逻辑上只能是助长市场房价泡沫;而许小年批判的就是房价泡沫现象。
二、【去年房价的暴涨我个人认为是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是货币超发,另外是2014和2015年连续两年全国的土地供应负增长,因为土地供应负增长给供给端造成了压力,而货币的超发又提高了需求,所以供给和需求两边作用的结果就是全国的大中城市房价暴涨。缓解房价的上升就从这两点出发,一个是收缩货币,另外一个是增加土地供应。我认为这两点比行政性的打压都有效,市场经济了还用行政的方法来限制价格、限制贷款、限制购买?】
1、全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没有进行过“货币超发”。
  关于货币政策,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货币政策应该适应经济运行的需要。当货币增发、或者降低利率的结果,并没有刺激起通货膨胀作用的时候,就不能说货币超发了。
今天中国的通胀率正是世界其他国家想要而不得的经济现象:欧日想要赶上中国的通胀水平不可得;印度等国家像要把通胀降低到中国水平也不可得。因此按照“货币超发导致通胀”的逻辑,中国目前不存在货币政策错误的现象。
至于货币增发在刺激起经济活动以后,又出现了通胀的高企,那是经济活动的结果,不是货币增发的结果。因为,在央行大力收紧货币的时候,也正是通胀高企的时候。人们并不因此说通胀是央行收缩货币政策的结果。
事实上,要说“货币超发”,应该指的是欧美日各国央行曾经与现在还在做的,对市场直接购买资产行为。因为这才是对市场增发货币;中国央行不过是将原来强行冻结了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适当解冻、或者将明显高于欧美日各国水平的利率适当降低,加快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速度而已,没有“增发”货币。
        因此如果一定要说世界上有“货币超发”这回事,那也只能在欧美日去找,在中国是不存在的。许小年们根本就不顾事实与逻辑,完全从抹黑中国的需要出发,肆意用各种虚假命题与定义抨击中国社会现象,完全不值一驳。
        2、 日本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执行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后,截至6月20日的日本货币供应量已达400.47万亿日元,历史上首次突破400万亿日元。
        分析人士指出,从现状来看,由于日本银行贷款增长乏力,资金未必流向企业。不仅对经济的提振效果不明显,还有观点担心,未来一旦日本经济在国际上遭遇信用危机,过剩的货币还可能引发日元贬值和物价暴涨等风险。
        日本央行的货币供应量被称为“基础货币”。其中金融机构在央行的活期存款余额为300.7万亿日元,剩余的99.77万亿日元以纸币或货币形式在社会上流通。
        也就是说,日本央行向市场供应的400多万亿货币中的大多数——300多万亿——没有进入流通环节,进入经济活动中的只有不到100万亿。原因是市场对未来前景不看好。于是导致了市场流通环节货币量偏少、形成通货紧缩。
        为了促使市场摆脱通货紧缩,在商业银行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将货币放出去的情况下,日本央行只好自己直接向市场投放货币。投放的方式就是购买市场资产。主要是国债和ETF。
       自2010年开始通过购买ETF干预市场,至2015年10月,日本央行累计购入的ETF规模占到整个日本ETF市场的52%。以至于市场惊呼,日本央行要吞下整个日本股市吗?
        从日本的这个情况来看,央行向市场增发货币,与市场通胀现象,没有直接关系。许小年根本就不懂货币理论,只会从抹黑中国出发,强行把没有直接关系的现象进行因果表述。按照他的这个表述逻辑,日本的通缩是增发货币的结果,也就是说央行增发货币会导致通缩了。那么当然的,中国房价上涨就是央行收缩货币的结果了。
        可是他在演讲中却在要求【收缩货币】,于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许小年在要求中国政府继续支持房价上涨呢?
        2、增加土地供应确实是缓解房价上涨的手段。但是,如果持续在中心城市增加土地供应,一方面会导致资源的继续在地区间不平衡分配;另一方面,因为资源继续向中心城市过度集中,而中心城市的土地资源相对于全国巨量的资本存在极大的稀缺性,并不能真正有效缓解房价的上涨。
        因此,政府缩减中心城市的土地供应指标,适当放开内地城市的土地供应,对于促进资源在地区间的平衡分配,防止地区间经济发展的过度失衡,减少人员在地区间的过度流动,都是必要的。许小年在这方面对于政府的批判毫无道理。
        而且,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增加土地供应,很明显是创造条件让资本更多进入房地产市场,而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又被许小年认定是“脱实向虚”!许小年为了抨击政府的政策,连自己同一篇演讲中的自相矛盾也不顾了。
        3、我也不主张政府用限制房价的手段来遏制房价上涨。因为房价上涨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中心城市的房价高是与资源密集相伴随的。要享受资源密集的生活方便,就应该付出必要的住房代价。否则对资源短缺城市的居民不公平。
        但是政府打击房地产领域的过度投机却是应该的。而打击过度投机的手段当然要从限制贷款、限制购买入手,减少市场的有效需求。这正是市场规律的要求。政府也是市场必不可少的主体方。市场的主体方对市场的价格现象而采取行为,并不违背市场原则。
        在说了上述观点以后,许小年还继续了他的一些陈词滥调:
        【1、保护私有产权。保护产权有助于企业家建立起对于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使其在稳定预期的支配下做长期投资。保护私人产权是进行长期研发投资的前提条件。保护产权最有效的方法是司法改革;
        2、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国有企业不可能是创新的主体,因为他们既没有创新的动力,又没有创新的压力,创新的主体必然是民营企业。为了建设中国的创新经济,一定要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经济越大,这个国家创新越没希望。
        3、放松和解除管制。管制是创新的大敌,创新不需要政府的扶持,但是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资源的自由流动,这是创新的必要条件。
         4、全面减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资源更多地从行政性配置下解放出来,也就是从政府的手里解放出来,在市场上由企业来进行配置。这是减税最重要的意义,而不仅仅是减轻一些企业的负担。
        实行任何经济体制的目的,都应该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世界上并没有一种体制是可以确保经济理想地发展的。中国到目前为止经济发展状况世界最好,就说明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产权、国有经济管理、经济制度等方面相对于世界其他经济体更加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
        事实上,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就是他们的国有经济比重最大的时期。当他们在不得已而对国有经济私有化以后,他们的经济增速就再也没有快速过。
        中国近年来在科技领域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许小年根本不看事实,就武断地说【创新不要政府的扶持】,却不知道美国的互联网也是政府创造的。
        互联网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次政府行为。当时五角大楼内的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管理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因政府需要,设计并部署了一个名为 “阿帕网”(ARPANET)的网络。经过了几十年,阿帕网采用的数据包交换技术(packet switching)被一直沿用下来,成为当今互联网的技术基石。
        不失偏颇地说,包括 TCP/IP 协议在内的许多互联网技术基础,也都是科研人员在开发阿帕网时创造出的,所以这个由政府缔造的阿帕网和当今我们熟知的互联网之间,的确有着传承性的联系。等到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通过 TCP/IP 协议把政府网络和几个大学私有的局域网连到了一起,当代互联网也就以此为标志诞生了。
        因此,许小年关于创新方面的言论,完全是建立在从西方意识形态教条出发的臆想。
        至于【全面减税】的观点,我以前已经多次批判过,这里就不另赘述。为方便读者理解,将过去的一篇博客附后:
                                     

说说常识:减税是在助长企业惰性

 (2017-03-13 10:15:06)

         又看到批评中国政府收入比重偏高、企业税负太重的评论文章。海通宏观的姜超等人在《中国企业税负有多重?》一文中分析说:
        【中国广义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高达34%,不仅远高于印度(19%)、墨西哥(25%)、印尼(17%)等新兴经济体,甚至与日本(33%)、瑞士(33%)、美国(33%)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此外,中国的非税收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高达47%,仅次于巴西,比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要高。所以中国税负的过重主要源于非税收负担。
        从微观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税负在商业利润中的占比高达68%,在全球190多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位。这一比例不仅远高于美国(44%)、英国(31%)、新加坡(19%)等发达国家,还高于印度(61%)、墨西哥(52%)、俄罗斯(47%)、印尼(31%)等新兴经济体。
        有趣的是,凡是批评中国税收与政府收入偏高的人,衡量的标准,不是以经济是否发展得好,而是与其他国家,并且还是经济增长明显不好的国家,进行比较。给人们一种感受,他们努力想要看到的,未必是税收与政府收入比重的降低,而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
        就在他们所举的例子中,被公认为是市场经济典型的国家美国、日本、瑞士,广义宏观税负都与中国几乎相等,逻辑上就应该认为,广义宏观税负越高,越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当今世界上唯一在经济增速上可以与中国媲美的主要经济体印度,企业税负也是最接近中国的,逻辑上就应该得出结论:企业税负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
        如果这么简单地进行推理,姜超等人会被噎死。当然,这么做既不人道,也确实不是认真讨论问题的方法。下面我就认真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中国政府收入真的偏高吗?政府收入是否偏高,应该以经济发展是否受到压制为标准。
       如果中国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偏高,压缩了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资本就会消失与出逃,经济就会萎缩。中国现在经济增长在主要经济体中,是世界最快,显然政府的收入增长并没有挤压掉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也就没有压制经济增长,说不上偏高。
        也许有人会说,政府收入降低一些,也可以在不过分扩大资本利润空间的情况下,让居民增加收入,从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当然是不懂市场规律的人才会说出来的话。
        居民的收入只有两个来源,一是劳动工资收入,二是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当然只能从政府支出来。政府收入少了,社会福利支出就不可能增加。劳动工资收入的多少,则决定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资本是不会主动让出利润增加工资的。
        虽然由于资本利润空间增大会导致经济规模扩张,劳动力的价格会一时涨上来,但由于这样的经济过热会导致低水平经济占用资源过多,不利于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从长期来看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也就不利于劳动者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
        而且经济过热的结果,还会导致企业间竞相降低产品销售价格,一些企业会在竞争中破产。这样会导致伴随财富损失的资源浪费。这样浪费掉的资源和财富是既不能成为资本的利润,也不会成为劳动者的工资的。所以用减少政府收入的办法来增加居民收入,必然是南辕北辙。
        中国的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与一般国家比显得很高,是因为中国生产力进步持续快速导致的好现象。在生产力进步快速的条件下,经济附加值增长很快,是政府收入提高的原因。如果强行地把它降下去,对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不利。因此不能机械地与生产力进步速度较慢的国家作比较,然后武断地认定偏高。
        如果中国把政府收入增长降下来,在现在的情况下,不但会导致资本利润空间偏大,造成低水平经济过热,不利于资源从低效率行业向高效率行业转移,对于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不利,而且,经济增长时期不努力储备财政资源,到经济向下走的时候,政府将没有了调节经济的手段,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中国能够长期保持生产力快速提高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开始起飞时科技水平低,可以长时期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科技改造生产力——这个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备的环境;二是中国政府手中握有较多的资源,可以在市场环境中企业无力或者不愿意高成本引进先进科技的环境下,跨越式进行先进科技更新。这才是保持中国生产力长期快速提高的关键原因。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收入占比较高,既是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的结果,也是生产力水平长期快速提高的原因。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收入占GDP比重不如中国高,原因是他们的生产力提高速度不够快,经济附加值增长太慢。在这样情况下,如果提高政府收入比重,会导致资本利润空间低于必要水平,造成资本形成缓慢甚至于资本逃出,导致经济增长缓慢,那么政府的收入更不能增加了。发达国家的政府收入比重比发展中国家高,就是在过去生产力进步快速时期形成的。
        于是有人又要说了,中国政府收入比重偏高没关系,只要像北欧国家一样,多把支出用于民生,我们也不反对。这又是一个思维误区。经济水平低的国家不应该超前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必然影响生产力提高的速度,从而影响经济水平提升的速度。因为超前消费的支出只能是两个方向: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消费在国内市场,只会导致低水平经济规模过热,不利于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消费到国际市场,会导致财富流失、本币贬值、外汇偏少,从而缺乏引进先进科技的资本,使生产力停留在低水平不得提升。于是始终跟在发达国家后面,成为他们的经济殖民地。众多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这个泥潭里面不得挣脱。
        面对中国的经济增速下滑局面,一些人——值得担心的是一些政府官员也在内——主张大规模减税。企图用这样的手段减少企业负担,让企业增强经营能力,实现经济的合理增长。
        这个办法确实很有道理:控制工资水平、大规模减税,可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于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会降低、可以用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销售就会看好,企业利润就会增加,投资意愿就会增强,投资规模扩大,经济增速自然就会上去。
        而减税以后,必然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于是必须让退休人员继续为财政贡献一点,以缓解财政的困难。只要经济发展好了,社会财富增加了,社会各阶层最终都会受益的。
        只是,这么看问题的人忘记了,如果用人为地用减税手段,来降低企业成本、也就是人为地扩大资本利润空间,会增加企业的惰性。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起到刺激作用,却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利。
        企业是为资本利润要求而产生的。如果不用努力进取就可以获得资本利润,企业是不会积极努力用先进科技手段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生产力水平的。
        因此,人为的用减税手段来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就是在培养企业惰性。其结果,将会导致企业在低水平生产力基础上的苟延残喘、稀缺资源被浪费在低水平经济活动中,造成生产力进步的缓慢。而生产力进步缓慢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经济竞争力降低。
       而且,用减税手段人为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必然会降低市场进入成本,于是市场竞争会加剧,竞争加剧的结果,必然是包括工资水平在内的成本的上升,或者产品销售价格的下降,于是资本利润空间又会不足。
        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政府哪怕是贴税支持企业,企业的经营也会不可持续,经济增长仍然会停滞。并且,企业产品销售价格竞争性降低的结果,还会导致财富不必要地向境外溢出,而这个溢出是以本国财政的流失为代价的。
        然后,减税必然减少财政收入。也就会降低政府调控经济发展的能力。凡是读过西方国家经济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西方国家经济增速较快的时候,正是他们的财政调节经济能力强的时期。
        当他们的财政不具备调节经济能力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再也没有快速过。原因很简单:经济发展必然伴随贫富分化导致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没有财政的调节,经济危机就会频繁而深刻地发生,经济增长当然不可持续。
        人要说了,我们应该保护企业。企业如果得不到保护,经济就没办法发展了。
        这话说的有趣!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大发展,原来不是企业得到了保护的结果?要知道企业不是被保护出来的,是有进取心的人在既有市场环境下,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在市场竞争中赚取财富建立起来的。市场规律要求企业不断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能够做到的就会成功,不能做到的就应该被淘汰。这个时候,人们忽然不懂市场规律了吗?
        如果中国的市场环境不利于企业家的进取性发挥,说要【保护企业】还情有可原。而这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历史,与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表现,充分证明了中国的市场环境很适合企业的发展条件。这时候片面强调【保护企业】,很明显是违背了事实与逻辑,被资本利益要求迷了眼的表现。
        中国这几年的外贸顺差持续增长,尤其是民营企业出口增长的现象,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企业通过产业升级、优化经济结构,在市场竞争中相对取得了成功。也因此,中国经济才能够在世界总体经济环境恶化的条件下,依然保持了其他主要经济体想要而不可得的增长速度。这也说明,在中国【保护企业】不是问题。
        如果因为经济增速相对放慢了,认定企业方面出了问题,那也是企业的产业升级速度还不够理想,而不是对企业的税收太高——中国企业的大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税收环境下实现的,如何说太高?同样的,中国现在的工资水平与增长趋势,也是在现有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发展总体不错的结果——如果企业总体真的不行了,市场工资水平如何能够上升?
        今天中国经济增速的不够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而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恶化,导致了世界有效需求的不足。在这样环境下解决中国经济增长困难的手段,应该是加大科技进步基础上的产业升级速度,同时加快优化经济结构的步伐,以此促进现在流行的名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如果靠这些措施,暂时不足以满足必要的经济增长要求,那就应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货币贬值手段,扩大国内经济规模、降低本出口商品价格。而不是用对企业减税的方法,来培养企业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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