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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建凤的博客

批判批判者的批判者

 
 
 

日志

 
 
 
 

说说常识:主张改变社会以适应自己要求的人,是伪自由主义者  

2017-05-28 10:11: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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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搞清什么是自由主义者,当然首先要明白什么是自由主义。
        茅于轼在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获奖感言》中说得很明白: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也就是说,只要别人没有侵犯到自己的自由,就不应该去干涉别人。
        茅于轼的这个定义,与毛泽东对于自由主义的定义有相通之处:毛泽东说,自由主义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同样说的是,只要没有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就不去干涉别人的事情。只不过茅于轼是从赞扬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而毛泽东是从批判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
        当然,在这里“自己的自由”应该如何定义是一个大问题。有人说应该根据法律规定;而在茅于轼担任所长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里的重要成员之一,盛洪先生则说,应该根据道德、“天理”来规定。具体该如何定义,这里不讨论。总之自由主义的定义就是每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要求,尽可能不管别人的事情就是了。
        那么,如何叫做【只顾自己的利益要求,尽可能不管别人的事情呢】?那就是每个人都只顾在现有环境中,为自己争取尽可能的自由;别人的自由,是别人自己的事。
        我觉得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们,虽然他们也许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主义,却是真正的在按照自由主义的理念生活着——不管在什么社会环境下,他们只从自己的利益要求出发,顺应社会的要求,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社会应该是什么样,他们并不关心。
        不过,这些应该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们,却被主张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斥责为“愚民”、“顺民”。原因就在于,这些老百姓们没有响应这些“自由主义者”们用西方人的价值观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
        可是我们知道,基于一种信仰的追求,也就是要用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去改造与统一社会现象的人,是应该被叫做叫做理想主义者的。而理想主义者的行为,无一不是用善意的口号包装着的。
        作为西方意识形态体系中的自由主义者们都很崇拜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师哈耶克,又说的很明白:【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成的】。他的这句话今天正在马里、索马里、乌克兰、巴基斯坦、伊拉克等等国家,不断地被验证着。
        自由主义说的是每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要求,不干涉别人的行为。可是自称“自由主义者”的茅于轼——当然还有更多与他一样类型的人们——先生,却不只是要干预个别的别人的行为,而是要干预社会,也就是全体人的行为。当然,其实被尊为自由主义理论大师的哈耶克,也同样是如此,企图用他的所谓“自由主义”价值观改造社会。
        可是,这还叫自由主义者吗?主张用一种特定的价值观改变社会,这是理想主义者的特征,与自由主义者毫不相干!
        自由主义说的是每个人尽力让自己自由,于是整个社会就自由了。
        理想主义则是企图以改变社会制度,来实现所有人的自由。他们认为社会制度好与不好,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由与否。为了实现好的制度,一些人的自由是应该受到限制乃至于被取消的。只要整个社会在好的制度下自由了,每一个个人也就自由了。
        因此为了达到理想社会,一些个人的自由受到一些限制乃至于被取消,也是应该与值得的。这就是理想主义的伦理观与哲学观。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主张自由主义的人们,都在要求用一种特别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也就是所有人的自由。这些人是自由主义者呢,还是理想主义者?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了吧?
        在这两种主义中,我偏向于自由主义。但是,这两种主义都是存在错误的——各种主义都是意识形态表现,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存在错误的。
        理想主义的错误现在已经被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们批判的够多了。而自由主义本身的错误就在于,在资源缺乏的社会里,任何人的自由欲望都会与别人的自由欲望发生矛盾乃至于冲突。因此,每一个人都希望社会的制度是有利于自己的自由要求的。
        于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制度,必然会导致所有人的自由都受到损害。因此,不顾别人的自由要求,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自由,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个人自由。
        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生产力决定论。就是说,在什么生产力水平上,就只能有什么样的自由空间。在自由空间一定的环境下,就只能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于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在适应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利益关系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实现相对自由的最大化。至于整个社会的自由空间问题,则交给被客观规律决定了的生产力进步去解决。这就是我认定的自由主义。
        可是,现在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全都要求用改变社会制度的手段,实现社会的自由。哈耶克、茅于轼这些人都这样。
        从逻辑上分析,这样的所谓“自由主义”,其实都不过是理想主义的变种。尤其当一些“自由主义者”用“你今天不跟我们一起为改变现在的制度而努力,明天你就会被这个制度所毁灭”的言论,威胁不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时候,那理想主义者特有的的狰狞面目,就更是暴露无遗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意识形态,是因为人们只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分析世界,而没有从生产力决定论出发去认识世界。
       人的自由不是天生就有的——茅于轼先生说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是错误的。
   自由是什么?自由当然就是指的无拘无束。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可以让人无拘无束的。因此就不存在一种所谓的自由制度。因为制度就是对人的自由空间的划分与规定。既然是规定了,就不能允许违反,就是不能无拘无束,不能自由。只不过规定的范围有大小,于是给人的自由空间有大小,人们的自由感觉会有所不同。
        但是在资源短缺的环境里,在特定制度的规定下,一部分人的自由空间大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空间就会小了。
        有钱的人可以买好房子住了,没钱的人就住不上好房子了。有钱的人可以雇佣别人替自己做事了,没钱的人就只好在别人的要求下做事了。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财富是资源控制权,有资源控制权的人控制了资源,没有资源控制权的人就不能自由享受资源了。
        可是有人就要把这样的制度叫做自由制度。他们说,富人有控制资源的自由,穷人就有被富人安排的自由。而且是富人雇佣了穷人,穷人才有了赚钱的机会,才能够生存下来。也就是说,是富人给了穷人必要的自由。
        他就没想想,如果没有穷人替富人做事,富人也就是穷人一样,为什么不说是穷人给了富人以更多的自由空间?何况富人说到底,还是从穷人中间出来的——原始社会大家一样穷,那时候可没有富人。
        于是他要说了,正因为富人是从穷人中间出来的,才说明有一种制度叫”自由“啊。这时候,他是把少数人控制资源的自由当做了自由,而大多数人享受资源的自由要求就不放在眼里了。
        这样的自由观,很显然是只从少数人的利益要求出发的。为此他还发明了一个命题,叫做【起点公平与终点公平不能兼顾】,也就是说,少数人的自由与多数人的自由不能兼顾,并且应该以少数人的自由为主。于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们所宣扬的自由制度,是让多数人缺乏自由的制度。
        这就是茅于轼先生这类“自由主义者”们的自由观!他们的错误很明显:
        1、把人类追求自由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规律当做了自由本身;
        2、没有明白人类的自由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而在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要求。
        也就是说,人类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必须忍受不自由的各种现象,适应客观规律的要求,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使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人类的自由才会越来越多。而不是把少数人有自由,而多数人没有自由的制度——尽管这个制度也许是客观规律要求下的必须——当做自由。
        茅于轼先生在他的《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获奖感言》中说:【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
  这个话,说明茅于轼先生没有把资源缺乏当作人类的不自由。相反的,在逻辑上,他是把人类社会的进步当做了人类的不自由进程:
   因为所谓【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只能是人类最原始时期的状态。那时候,人类整个的都被资源缺乏导致的生存压力控制着,却被茅于轼先生说成【是自由的】!
   而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短缺现象的逐渐得到缓解,人类社会也从而得到发展,应该被理解为人类的自由在增多,却被茅于轼先生表述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
  至于说【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与他所主张的【起点公平与终点公平不能兼顾】,在逻辑上,其实不就是一样的吗?只不过他批判的是有政治权力的人的自由,不应该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而主张有经济权力的人的自由,应该比别的人的自由更重要。
   用政治权力控制社会资源就是坏的,用经济权力控制社会资源就是好的。说到底老百姓还是应该被控制的。这是在主张自由吗?也算,不过不是在主张人民的自由,而只是【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
   同样是在《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获奖感言》中,茅于轼先生说,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
   我无法理解,茅于轼先生的逻辑思维是怎样的:既然【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了,你可不就能够“为所欲为”了,于是【自由的本义】不就是“为所欲为”吗?就这一句话里面,能够把自相矛盾演绎得这么突出,没有相当高的糊涂度,是做不来的。
  就这么一个逻辑思维严重糊涂的人,茅于轼先生的自由观当然不会是正确的。
  正确的自由观应该是,自由就是人类生活资源的不断丰富。因为,只要资源丰富了,资源的稀缺度越来越小了,人们生活中对于资源享受的限制越来越少了,自由也就越来越实现了。而资源的丰富只能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
  生产力进步除了要适应自然规律的客观要求以外,还要适应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要求。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里,对于“终点公平”的追求必须有所约束,却绝不能说【不能兼顾】。
   因为,如果“终点公平”缺失严重,不但会导致社会动荡、生产力被破坏;而且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阶段的终点不公平,必然成为下个阶段的起点不公平。于是不兼顾“终点公平”的结果,必然导致起点不公平。
  生产力进步需要合适的社会制度。但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既有有利于生产力进步的一面,也会有不利于生产力进步的一面。因此必须随着生产力进步的要求而不断改进。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总体上适应了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是自由;当然也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是不自由。人们要选择的是适应生产力进步的社会制度,而不是自由不自由的制度。  
  今天的中国,因为生产力进步较快,人民生活需要的资源稀缺度降低很快,社会自由空间也增加的很快。对于这一点茅于轼先生并不否定,总算比其他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表现得理性很多。
   可是他依然把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等同于自由,要求中国实行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全然不顾西方国家人民的自由正在减少——我这里不是说中国人民的自由已经比西方国家多了——的事实。这样的自由观是不可取的。
          人的自由是从生产力进步,导致生活资源日益充沛的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社会制度加以规范。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从改变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是通过规范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生产力进步。通过在生产力进步过程中实现资源的充沛,扩大社会的自由空间。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进步,也就必然不能导致人类的生活资源更加充沛,社会的总体自由空间就必然无法扩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无法得到缓解,个人的自由也就无法增加。因此,评价一个社会制度的是否合适,不应该看它的外衣有多么漂亮,而应该看它是否适应生产力进步的要求。
        同样一个社会制度,过去适应了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就证明他过去合适;今天如果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了,就证明它今天应该被改革了。
        如果某个社会制度在这个国家适应了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就证明在这个国家合适;在另一个国家没有起到促进生产力进步的作用,就证明在那里不合适。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这样看待社会制度与社会自由的问题。可惜当今世界上最理性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不是这样看问题,而是从理想主义逻辑,阐述自由主义目标。结果当然说不通。
        所以我说,哈耶克其实也不是自由主义者,追随其后的茅于轼先生们当然也不是。他们不过是被他们所严厉批判的理想主义思想的践行者而已。而且他们的理想与广大民众的要求无关。所以我认为,他们其实是伪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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