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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建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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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常识:减税理论中存在一个悖论逻辑  

2017-12-07 09:43:3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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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减税了,中国一批西方教条迷信者立即以为中国必须跟随减税了。昨天看到叶檀女士发表的文章《美国税改,中国怎么办?这还用说!》,今天又看到刘远举——不好意思我在今天之前还不知道这个人——在FT中文网发表的《被减税开启的“国家模式竞争”》。都在说,中国必须加入到减税行为竞争中去。
        可是,减税是为了什么呢?他们说,减税是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可同时他们又说,减税有助于改变中国现行的高投资经济增长模式。也就是说,减税会让民营资本利润增加,而民营资本利润增加的结果,并不会导致经济活动中的投资增加。
        这就是悖论了:经济发展是必须以投资增加为前提的。资本利润增加不一定会导致投资增加,当然就不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加快了。刘远举在他的文章中也说了,【低税率未必会导致企业加大投资,而是将资金投入金融市场,这未必有助于实体经济增长,反而制造泡沫。而且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减税政策,虽然改善了“滞胀”,但却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
        其实,导致【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走出“滞胀”的原因,不是减税。
        虽然在逻辑上,减税确实可以让经济走出“滞胀”,因为“滞胀”指的是经济停滞的同时物价上涨,而减税如果导致了经济衰退下的物价下跌,当然就走出了“滞胀”——没有通胀了嘛。
        事实上,导致当年美国经济走出“滞胀”的真实原因,是互联网新经济的形成,与以美国联邦债务大幅度增长为代价的财政支出扩大,也就是刘远举说的【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
        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高投资模式也是所有经济增长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看看没有高投资的国家,哪个的经济增长快起来过?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只看到高投资的现象,没看到高投资的条件。
        一个国家要进行高投资,必须以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为条件。因为如果没有宏观经济的效率提高,经济附加值必然会迅速降低,国家财政收入就会减少,谁来做基础设施这样的短期没有财务回报的投资?所以,中国的高投资模式能够持续的前提条件就是经济效率(相对)够高。这也就在逻辑上否定了中国经济效率低的论断。
        事实上,高投资率不是经济增长的桎梏。相反,政府必然地不能持续高投资,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无法继续高速度增长的原因。资本利润率往往与政府投资率的变动正相关。所谓投资率过高,必然讲的是国家投资。民间投资没有不关心资本利润率的,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不可能过高——只有因为投资能力不足导致过低。
    投资带来市场有效需求,更是有效推广与布局先进生产力的手段,也是淘汰低水平生产力的必须。因此,高投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边际效用与市场规律,决定了政府从市场分割财富占比必然趋于减少、以及财富必然向少数私人集中的趋势,也就决定了政府投资能力的必然降低和高投资率现象的必然消失。也就决定了到一定经济水平以后,经济增速的必然降低。
    经济价值分为工资、利润、税收三部分。政府的各种收费及国企利润,本质上也属于税收范畴。税收是否合理,以它是否影响了经济正常发展为标准。一个国家只要经济发展正常,就证明税收合理;如果经济发展太慢,就证明税收挤占了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如果过热,则证明税收水平太低,延缓了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进程。
    在经济规模偏小的时候,因为就业问题严重,政府会降低税收占经济价值的比重,增大资本利润空间,以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规模扩大,劳动力供应趋于紧张,就会导致工资占经济价值比重升高,挤压资本利润空间。这时候资本家会要求降低税收。然而在发展中经济体,这时候应该做的是促进产业升级、提高生产力水平,而不是减税。
    不过度搞福利、限制公务开支、给创业减免税都是应该的。但是一般地给企业减税,则不应该。当前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不足。给企业减税,就是人为减少政府在经济价值中的分割比例,扩大资本利润空间。
    结果将是资源过多流向低效率产业,不利于产业升级与生产力进步。而且劳动力成本会在经济水平不高的基础上过快上升,对以后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利。有人会说,资本流入过多,会导致资本利润空间减少,资本会主动进行产业升级。如果真是这样,因为产业升级会导致利润空间扩大,资本利益群体就不会要求减税了。
    发展中经济体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有科技更新的空间,应该通过科技更新实现产业升级,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不降低工资绝对水平的同时扩大资本利润空间。如果用减税的方法扩大资本利润空间,资本将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与压力,会导致经济在低水平盲目扩张,而且竞争过度的结果,是利益外流与资源浪费。
    发达经济体科技水平已经是一流,要进一步提升科技水平,需要等待科技创新的突破,这个相对于科技更新难度很大。因此产业升级必然很慢。在工资水平上升挤压资本利润空间的环境下,要保持资本不因为利润空间太低而流出、导致经济规模偏小,就只有减税了。减税则财政趋弱,所以政府投资能力降低是必然规律。
    在生产力进步停滞的条件下,增税减支导致的经济萎缩幅度会大于增税减支的额度。增税减支不但会导致同等额度的有效需求减少,还会引发悲观预期,导致本来可能的支出受到抑制。于是市场的有效需求进一步减少。
    有效需求减少,自然导致投资增长减少。GDP增长不萎缩就没有道理了。收富人的税虽然未必直接减少消费,却会导致资本外流、失业增加。因此,发达国家没办法提高财政投资能力。
    西方发达国家的低投资率,正是因为他们的政府投资能力必然地降低了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经济发展的要求。
    如果说,过去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时候,还有人会错误地以为,是发达国家没有了政府投资空间,那么,奥巴马的高铁设想成为笑柄,更证明了他们的问题在于政府投资能力降低,没办法提高投资率,而不是需要低投资率。
    发达国家因为财政能力的降低,当科技创新必然的经常遇到瓶颈而导致资本利润空间缩小的时候,不再有通过扩大投资增大资本利润空间的能力,决定了资本必然流出,到发展中国家寻找有必要资本利润空间的市场。于是发展中国家有了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投资资本,从而可以实现较快增长;发达国家的增长却必然地放慢。
    有一种说法,高投资率会导致消费偏低。他们不知道投资最终都会形成民众的收入。而民众劳动收入的增加才应该是消费增长的条件。如果国家财政都被用于支持民众消费,先进生产力的推广与布局就会受到阻碍。民众不是因为从工作中获得收入而增加消费能力,必然导致“养懒汉”现象的蔓延。人懒了,生产力水平没上去,对经济的危害才是可怕的。
    另一种说法是,高投资会导致资源供应紧张。投资并不仅限于一般制造业,也可以是原材料行业,还有高科技行业。     即使是在一般的制造业,新的投资也会尽量提高科技水平,从而淘汰掉原来效率较低的生产力,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因此导致资源供应紧张的不是高投资率,而是投资失误。这是不同的两回事。以此理由批判高投资率,显然是没有把科技更新的作用与投资联系起来。
    还有一种说法是,高投资会加大金融风险。如前所述,投资会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也就会降低经济成本,增强经济竞争力。经济竞争力提高了,应该是会降低金融风险才对。
    然而人们应该明白的是,伴随高投资而产生的金融风险,其实是因为新的生产力淘汰旧生产力的过程中,导致部分不适合市场需要的企业倒闭造成的。这部分企业迟早要倒闭,与其等到外部竞争迫使它倒闭,导致金融风险,不如用自己新建的高水平生产力主动淘汰掉他们,金融风险还可得到控制。
   所以,如果减税的结果是导致中国的高投资模式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也就是确定了,减税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而主张减税的人们恰好同时也是主张减少投资的;并且减税会导致投资减少,不但在逻辑上没问题;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史商业是明确无误的事实。
    所以说,减税除了给资本家带来短期利益以外,对于国家与民众都必然是不利的结果。而主张通过减税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理论,根本就是建立在悖论逻辑上的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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