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和昨天（3月4日），我连续就“世界经济将进入”滞胀“时期写了两篇博客。重要的事情应该说三遍，于是决定今天再就这个问题写一篇博客。希望能够引起一些人的注意。
今天看到消息，
美国油服公司贝克休斯(Baker Hughes)周五(3月4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4日当周美国石油活跃钻井数减少8座至392座，连续第11周减少，降至自2009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数据同时显示，截至3月4日当周美国石油和天然气活跃钻井总数减少13座至489座，较去年同期减少703座。 美国经济本轮回复就是以页岩油页岩气生产的技术创新，降低了美国能源成本，从而增强了美国经济的竞争能力为条件的。但是由于这只是对在既有消费市场内的有效需求的重新分割，没有增加世界总的有效需求，也就没有能够带动世界经济有效增长。世界经济不能有效增长，世界市场的有效需求继续萎缩，反过来也就必然地制约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所以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在一度上攻100点以后，就重回低位盘整。进入到原来预计要加息的今年的三月份。美元指数居然连续下跌三天！证明市场看淡美国经济前景，预测美联储三月份将不会加息——我却认为美联储三月份加息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美元指数走低，正是美联储加息的理由。而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滞胀”，伴随的正是美联储连续加息的过程。
昨天我在我的博客《重要的问题再说一遍：世界经济将进入“滞胀”时期》中，用历史事实与经济逻辑分析了世界经济将进入“滞胀”时期的条件以后，替可能的读者提出了一个他们基本不可能想到的一个可能的问题 ：【既然你说解决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办法，在于开拓出新的消费品种与消费领域的科技创新，而美国曾经就实现过这样的科技创新，并带领世界经济走出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困境，为什么不认为美国可以再次这么做，从而使世界经济避免再次陷入“滞胀”呢？】
之所以说他们【基本不可能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经济理论观点目前是独一的。虽然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问倒我，却基本上不能够被社会接受。于是有一定经济理论知识的人，被现有的流行理论所束缚，不能接受我的观点，也就想不出只有理解了我的观点以后才能够提出的问题；而没有基本经济理论知识的人，就不管接受不接受我的观点，都提不出像样的问题来。所以只好我自己来提出了。只有我来提出的问题，当然也就只有我来回答：
美国长时期以来，都是世界科技创新的领导国家。要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领导国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科技水平已经达到最高水平；2、经济规模世界最大。
不具备第一个条件的时候，科技创新从经济成本角度分析是不合算的。资本是以牟利为目的的。既然有现成的科技手段可以为资本带来利润，就不会冒高风险去从事科技创新。
不具备第二个条件的国家，也不会成为科技创新的领导者。因为科技创新尤其是开拓新的消费品种与新的消费领域的科技创新，其风险与成本极高，必须在最大经济体里面才有可能通过尽可能大的规模效应，降低风险与摊低成本。即使是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研究出来的科技成果，也只好在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首先运用。日本之所以长期经济低迷。就因为它的经济规模无法达到美国那个程度，即使已经具备了科技创新的条件，也没有能够在满足高风险资本所需要的利润空间要求的条件下，让创新科技成果在本国首先运用的经济规模。因此只能屈居美国之后。
今天的中国，经济规模按照平价购买力计算，已经世界第一，再过几年，按照美元计价的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科技水平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继续通过追赶发达国家科技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空间，相对于过去已经很小，自主科技创新的必要性已经日渐迫切。那时候，科技创新所需要的经济规模与科技能力都会转移到中国而不是继续留在美国。中国将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当然，那时候的世界经济也就将唯中国的马首是瞻。
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因为有了中国这个因素，市场对美国的世界科技创新领导地位的环境变化，产生了严重预期。世界顶尖研究机构纷纷转移到中国来了；中国地先进科技运用能力已经被日益突出地在生产力进步上得到证明；中国的财政能力的足够强大也是的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目前已经有量子通信等一些个别领域的科技创新除了成果。虽然在总体上中国的科技能力与世界一流水平还有差距，但是从经济规律与市场前景来看，这个差距的归零时间不会太长了。
由于中国的全面崛起，映衬了美国的相对衰落。资本尤其是高风险投资资本的注意力正在逐渐向中国转移。所以从经济环境要求出发，美国的世界科技创新领导地位——这里指的是开拓新的消费品种于新的消费领域的科技创新——所需要的环境已经在消失中。因此，美国再一次通过实现开拓出新的消费品种与消费领域的科技创新，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其可能性已经大为减少——从避免吹破牛皮出发，我还是不要过分肯定地用“不可能了”这个词。
说世界经济将进入“滞胀”时期，并不是说所有国家都会进入“滞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经济“滞胀”时期，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就没有发生“滞胀”现象。当时的他们正处于生产力快速进步的过程中，可以用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抵消通胀导致的成本上升效果，保持强劲的经济竞争力，获得了较多的市场有效需求，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不过他们的经济增长是以较多地分割了市场有效需求，也就是减少了其他经济体在总的有效需求分割中的比重为代价。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了。
如果世界经济再一次进入“滞胀”时期，中国以及能够像中国一样实现生产力进步比较快速的经济体，将能够避免发生“滞胀”现象。尽管到时候一些人也会把中国经济现象表述为“滞胀”，就像2011年国内一些著名学者，比如我曾与之激烈辩论过的贺铿先生，硬要把GDP增速为9.4%、CPI为5.4%时期的中国经济解释为“滞胀”一样。那是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比较彻底、以为中国一切都应该向西方看齐的人，认定了西方人有的好的现象，中国现在不可能有；而西方人曾经有过的坏的现象，中国就必须有。如果实在找不出，牵强附会也要把本来很正常的现象，说成就是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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