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是厉以宁先生昨天（2016年12月3日）的一篇演讲《厉以宁：人口新红利正在产生》中的一段话。
从他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意思是，生产力条件具备了，市场经济就一定会发展。因为所谓“人口红利”，其实说的是生产力的一种要素的状况。这样的观点是违背市场经济逻辑的。
生产力由三方面因素构成：劳动力、劳动手段、劳动对象。所谓“人口红利”，说的就是生产力要素构成中的劳动力状况对于经济发展的满足条件。而且因为在劳动力、劳动手段、劳动对象三要素中，劳动力是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劳动力的状况是最代表生产力的水平的因素。因为其他两个生产力要素都可以被劳动所改变。
生产力条件具备了，对于社会再生产是会直接起到积极作用的。但是对于经济尤其是对于市场经济，就不见得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甚至于相反地还会起到破坏作用。
因为生产力提高的直接结果，是资源价值的降低。这个结果是社会再生产要实现的目的：资源的价值越低，意味着人类为获取资源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越小，于是人类受自然界限制的程度越低；同时，因为资源获取越容易，人与人之间因为资源限制而产生矛盾的现象就会越少，社会的和谐可能性就越大。
可是在经济社会里，人们的经济活动目的是财富。财富是价值的特殊表现形态。资源价值越低，其财富属性越小。于是在市场交易中获得的价值补偿越少，为获取财富而建立的经营资产的价值越低，于是会出现通货紧缩、经济危机等等现象。
有人会说了，厉以宁先生举例的西欧历史现象，不是证明了“人口红利”导致了经济发展吗？难道你要否定历史事实？
我当然不能否定历史事实。我要说的是，厉以宁先生在解释这段历史的时候，没有把另一个事实说出来，那就是当时的西欧各国是在对外进行殖民战争的同时，进行工业化建设的。
因为有了通过殖民战争，对外开拓产品销售市场，西欧各国当时不断增加的的工业产品才能够不断地以符合经济要求的价格销售出去。经济规模才能够不断扩大，进城的人才能够不断获得就业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口红利”——其实就是生产力或者叫生产力要素——才能够起到对于经济的积极推动作用。
假如西欧国家当时没有通过对外殖民战争扩大海外市场，生产力进步的结果只能是产品销售困难、企业倒闭、市场兼并严重，民众失业加剧、社会动荡、生产力被破坏。就跟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崩摧一样的环境。
经济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充要条件有两个：1、生产力是基础；2、市场扩大是关键。
中国古代没有及时走进现代化市场经济时期，是因为没有条件对外扩张市场；现在没有如同中国一样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因为没有建立起必要的生产力基础。而当初的西欧国家恰好在这两方面都做到了——关键是他们用血与火的殖民战争为自己的经济发展需要，开拓了海外市场。
厉以宁先生与其他绝大多数经济理论人士一样，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只是就经济现象分析经济关系，而不顾生产力这个根本条件。好容易这次说到了生产力问题，却不自知，还是在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人口红利”现象。从而把生产力的要素当作了经济关系的现象来说。
而在分析经济现象的时候，又把极为重要的关键问题——市场条件，给忽略了。当然这也是与其他绝大多数经济理论人士一样的错误现象。
也就是在研究市场经济现象的时候，既不看生产力这个基础条件，也不顾市场扩张这个关键因素，只是就既有市场内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解释，只能证明是不懂市场经济原理。不懂市场经济原理，怎么可能把市场经济问题说清楚？
最后要说的是，从经济关系角度出发，把作为生产力要素内容的劳动力状况当做“人口红利”来解释与分析，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为便于读者理解，将原来的一篇博客附后：
“人口红利”是一个虚假命题
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一些人会把“人口红利”消失作为一个原因来说。什么是“人口红利”呢？
我在百度上搜到的是：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印度或者说整个南亚、非洲的人口结构都符合“人口红利”所需要的条件，而西方很多国家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失去了这个人口结构优势，比如德国，早几十年前就陷入了人口增长停滞。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停滞，伴随的是人口寿命延长，于是老龄人口比重加大。可是这几十年来的现象，却是西方国家的发达程度越来越高，南亚与非洲的经济水平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而且这个“人口红利”中的人口结构，在逻辑上还可能是因为贫穷导致人口寿命太短的结果——长寿的人口少，于是年轻人口多，事实上也可以用非洲一些国家现象来证明。这也能说是一种优势吗？
而且用中国的历史来分析，中国的人口结构状况曾经一直具备“人口红利”所需要的条件，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出现所谓的“人口红利”局面。说明“人口红利”概念中的人口结构条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没有对经济发展起作用。事实上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的就是生产力的进步，以及适应生产力进步要求的经济体制。这好像不需要我做进一步表述了。
人们可能会说，“人口红利”并不仅仅是说的人口结构条件，还有【高储蓄、高投资】。经济发展要快速，高储蓄与高投资确实是必须的条件。可是第一，高储蓄与高投资必须在经济起飞以后才有可能。当社会处于贫穷阶段的时候，人们的收入只够基本消费需求，何来的高储蓄呢？第二，并不是“人口红利”概念中的人口结构条件下才会有高储蓄，德国的储蓄率在世界上尤其是发达国家中也比较高。
据德国《图片报》2013年9月25日报道，作为欧洲的最强经济体，德国在欧元区危机中表现良好，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最新的调查显示，“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国饱受财政赤字困扰和入不敷出的时候，德国的人均净财富和个人存款数额却在不断增加”。【德国的个人存款总额数额居欧洲之冠，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的统计，截止至今年3月末，德国个人存款的总额已达到5.992万亿欧元（约合人民币51.154万亿元）】。
而同年8月份，中国的居民储蓄规模为43万亿元。再结合当年德国的GDP总量是3.636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是9.181万亿美元进行分析，可以知道，德国的居民储蓄规模与GDP之比，大于中国的居民储蓄规模与GDP之比很多。很明显可以得出结论，储蓄率高与人口结构没有直接关系。倒是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关系非常密切。顺带说说，从这个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储蓄率高，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缺陷之间，没有本质联系——否则怎么解释德国的储蓄现象？
这说明，“人口红利”概念中的【高储蓄、高投资】与它所要求的人口结构条件没有直接关系。而“人口红利”概念中的人口结构条件，可以、并且往往就是，贫穷社会里的特别现象；而【高储蓄、高投资】则是生产力进步基础上，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以后，才可能有的现象。把这两个不同环境下出现的现象硬扯到一起，然后与一些经济表现进行逻辑联系，是缺乏逻辑与事实依据的。
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在于生产力进步。没有生产力进步作为条件，人口的年轻结构更有可能是社会动荡的负面因素。而没有生产力进步作为条件，经济附加值偏低基础上，也不可能有【高储蓄、高投资】现象产生的可能。另一方面，只要生产力进步顺利，生产效率的提高，会让既有经济规模所需要的劳动人口减少，人口结构中的劳动年龄人口较少，就不但不是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反而是有利于减少就业压力的好条件。
而我们应该知道，生产力进步是必须在社会稳定和平环境中，才能够顺利的。因此在逻辑上也可以认为，劳动年龄人口少的现象，在一定环境下，有利于减少社会就业压力，也就有利于社会状况的稳定，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条件——德国现象就证明得很清楚。所以说，“人口红利”就是一个虚假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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