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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建凤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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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的挑战在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评朱天的《中国真正的挑战是什么?》  

2015-06-05 09:51: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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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FT中文网上看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朱天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的文章《中国真正的挑战是什么?》,感觉其中错误很多,需要有人对之展开批评。
        首先,朱天在文章中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不存在的现象,就是一个违背事实与逻辑的错误。
        不错,将“中等收入陷阱”机械地定义为某一个人均收入阶段的现象,是西方人在概念上的错误表述。我在我的博客《中国不可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也揭示过这个概念的定义错误。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不存在。因为,绝大部分从低收入经济阶段开始起飞的经济体,当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都陷入了社会停滞,而没有能够继续上升到发达社会阶段。因此,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按照百度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墨西哥智利的人均GDP早已超过12000美元. 截止2011年世界银行的归类,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4036-12476美元之间. 智利显然已可以被认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这个解释显然是世界通用的,却是不够科学的。因为这个解释只从经济价值量角度描述了一种现象,而没有从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即生产力水平角度进行描述。
        比如说【智利显然已可以被认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就是只从经济价值量进行分析,而没有从生产力水平进行分析。如果只要经济价值量达到一定程度就算是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从逻辑上,阿根廷在上世纪初,已经是世界少有的发达国家,如今怎么会跌回到“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如果进入发达国家以后,还可能重新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证明这个“陷阱”不是中等收入阶段特有的,也就不应该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应该是指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由于生产力进步遇到特殊困难,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况。
        上世纪初的阿根廷虽然由于农牧业发达,一度成为世界最富裕国家之一,但是因为他的工业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程度,之后也没能够实现生产力水平的继续进步,最终出现了经济停滞。所以后来又跌回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今天的智利,虽然由于矿业发达使得其人均经济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由于它不具备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国际上与一些石油出口国家一样,虽然富裕程度较高,却仍然不能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基础上,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不会高的。就像阿根廷在上世纪初一样,随时可能因为世界市场的变化从富裕国家行列坠入贫穷国家行列。还有今天的希腊,也被美国人从发达国家行列剔除,归入到了新兴市场国家行列。这都不是发达国家应该有的情况。
        所以,如果从生产力水平角度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进行表述,在逻辑与事实上都是确定存在的。朱天先生因为西方国家的定义错误,而否定客观事实,是不应该的。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根据客观事实纠正错误的定义,而不是简单否定其概念。就像对于西方人提出的民主概念,我们应该从满足人民的利益与意志的角度出发,对民主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而不是否定民主概念一样。
        在错误地否定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以后,朱天先生又进一步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尤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存在巨大地区差异的大国。中国的人口超过欧洲、拉美和非洲各大洲的全部人口,中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也不比拉美各国之间的差异更小。】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现象,是说的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社会进步停滞了。并不是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就一定是掉进了“陷阱”。因此在逻辑上,与中国的特殊国情无关。只要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社会进步停滞了,那就是掉入了“陷阱”。而中国今天的社会进步并没有停滞,当然也就还没有掉入“陷阱”。存在的问题是会不会,以及如何避免掉入“陷阱”,而不是说这个“陷阱”概念适不适用于中国。你要是掉进去了,说这个概念“不适用”有用吗?
        朱天先生又说:【“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模糊了中等收入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容易误导人们将经济发展速度简单地与收入水平挂钩,不利于我们去理解和探究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中等收入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而不是经济增长的陷阱。】
        这里很明显,朱天先生继续将“中等收入阶段”与“中等收入陷阱”两个概念混淆了。提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人并没有说中等收入阶段就一定会掉入“陷阱”。而是说中等收入阶段很容易导致社会进步停滞。就像人们说青少年时代是人生的叛逆期,不等于说青少年就一定叛逆。因为青少年也有不叛逆的。所以,这个概念在逻辑上并不存在【容易误导人们将经济发展速度简单地与收入水平挂钩,不利于我们去理解和探究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的结果,相反地它在要求人们努力找出“陷阱”的形成原因,以避免掉进去。
        在犯了上述错误之后,朱天先生又一次重复他过去《中国增长之谜,是制度还是文化?》文章中的错误观点,说东亚奇迹【源自东亚文化】。
     我在批判他《中国增长之谜,是制度还是文化?》的时候就批评过,在于东亚人民崇尚勤俭、尤其是重视教育和学习的传统文化,是这个共同的文化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特别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独特的政治制度。
    如果把经济奇迹的原因归结为特殊的文化,那么,这样的文化传统早已有之,为什么要到了西方人首先实现现代文明以后才能够在东亚实现经济奇迹?没错,可以解释为是因为有了西方文明以后,这个文化传统才显示出优秀来。那么,是不是因此就可以推断,东亚因此就只能跟在西方文明后面亦步亦趋?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华古代文明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又怎么解释?
    更危险的是,把“东亚奇迹”归因于文化传统,逻辑上就会走向“人种论”。因为,东亚文化传统只是东亚人创造出来的。于是在逻辑上就可以推断出来,东亚人是优秀民族。于是世界上的人种就有了优劣之分。这样的思维继续下去有多么可怕,我就不继续分析了。
    我这里说不能把“东亚奇迹”归因于东亚文化传统,不是说文化传统对于经济发展没关系,而是说不能把原因分析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文化首先是经济的反应,然后才是对于经济的作用力。随着经济的变化,文化也会变化。并且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是经济决定文化,如果把关系颠倒了,就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朱天先生就是如此。
    最后,朱天先生说:【中国在今后15年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不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有效地缓解巨大的环境负债、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逐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廉洁、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其实说的就是“中国真正的挑战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因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就是说的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很难通过解决这一阶段面临的各种困难,进入发达社会阶段。只不过他以为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已。
       为便于读者理解我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观点,现将我过去写的两篇博客文章附后:
                         

              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在于制度适应了客观规律的要求  

        
  •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主任朱天就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增长之谜,是制度还是文化?》文中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在于东亚人民崇尚勤俭、尤其是重视教育和学习的传统文化,是这个共同的文化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特别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能力上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中国独特的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独特的政治制度。
        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制度最独特。中国政治制度是一党执政、领导人定期更换。一党执政,确保了不因为不同党派竞争而互相捣蛋;定期更换领导人,防止了利益指向过于集中导致制度僵化。没有了社会不同政治势力的互相捣蛋,政府才能尽可能按照客观规律要求治理社会,而不是为了获得与保证执政地位而曲意逢迎所谓民意,从而违背客观规律的要求。这一点是所有经济成长快速的经济体必须具备的政治条件。
        英美在经济成长时期,选民人数只占全部人口的2%左右。也就是只有社会精英才有选举权。二战以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都是在集权共和体制下实现的。即使是日本,也是长时期一党独大环境下实现的经济起飞。以至于西方一些学者哀叹说,只有“威权”体制下才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成长。
        当然现在西方人希望印度可以为西式共和制度争口气。可是,现在还不能拿印度经济增长说事。因为印度本来与中国起点大致相等,如今差距大到他只能望中国之项背。原因就是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虽然他也有过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并且今后也还会有快速增长时期。但是当他的经济达到一定水平以后,几乎可以肯定将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因为这是实行西式共和制度,不同政党竞争下的必然规律。到目前为止,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一个逃出这个规律控制的。
        说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在于文化,那我们都知道,这文化几千年一直延续着,为什么后来会落后了?而且中国的现代崛起,恰好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西方人的侵略破坏得很严重以后的事情——当然我这里不是说西方文化促成了中国奇迹——该怎么解释呢?
        而且,把中国经济的奇迹归因于中华文化,逻辑上是会走向人种论的——中华文化是以中国人——其中又主要是以汉族——为主的东亚人的特色;其他没有崛起的民族就只能是人种的问题了。于是,世界不同民族之间是有人种优劣之分的。朱天先生是要证明这个命题吗?
        朱天的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严重的概念错误,就是把一般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混淆了。他说【中国历史上,清朝实施的并不是中央计划经济,而可以说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但在清朝统治的近三百年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距离却越拉越远。】他不知道,市场经济指的是以市场的开放与扩张为特征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形式起源于西方殖民,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
    中国自宋代起就具备了发展市场经济的生产力条件。但是因为要应付来自北方的军事侵略,古代历朝政权都不得不把军事政治中心设置在北方。而为了防止国家分裂,又不得不压制南方的市场经济发展。事实上,只要南北不统一,国家就不能持久存在。南方也就无力在社会稳定环境下发展经济。南宋南明的情况都证明得很清楚。所以中国没有能够及时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而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地)是在没有了来自外部的严重军事威胁之后才得以进行。
        

                 中国不可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百度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墨西哥智利的人均GDP早已超过12000美元. 截止2011年世界银行的归类,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在4036-12476美元之间. 智利显然已可以被认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这个解释显然是世界通用的,却是不够科学的。因为这个解释只从经济价值量角度描述了一种现象,而没有从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即生产力水平角度进行描述。
        比如说【智利显然已可以被认为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就是只从经济价值量进行分析,而没有从生产力水平进行分析。如果只要经济价值量达到一定程度就算是越过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从逻辑上,阿根廷在上世纪初,已经是世界少有的发达国家,如今怎么会跌回到“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如果进入发达国家以后,还可能重新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就证明这个“陷阱”不是中等收入阶段特有的,也就不应该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应该是指当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由于生产力进步遇到特殊困难,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况。
        上世纪初的阿根廷虽然由于农牧业发达,一度成为世界最富裕国家之一,但是因为他的工业生产力水平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程度,之后也没能够实现生产力水平的继续进步,最终出现了经济停滞。所以后来又跌回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今天的智利,虽然由于矿业发达使得其人均经济量达到了较高水平,但由于它不具备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国际上与一些石油出口国家一样,虽然富裕程度较高,却仍然不能被认定为发达国家。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基础上,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不会高的。就像阿根廷在上世纪初一样,随时可能因为世界市场的变化从富裕国家行列坠入贫穷国家行列。这不是发达国家应该有的情况。
        中国为什么不可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这首先要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来分析。
        落后国家因为贫穷,只能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资源。当世界经济状况较好的时候,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好,资本会流向落后国家寻求财富。于是落后国家可以通过资本流入形成比原来较高水平的生产力。在生产力进步较快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有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可是当落后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与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距离缩小到一定程度以后,继续靠外部资本提升本国生产力水平就会遇到障碍——因为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在发达国家本土就有着足够的利润空间,人家没必要到落后国家来支援你。同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劳动力价格也快速提高,导致经济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下降。这时候经济增长就会遇到瓶颈,而趋于停滞。
        由于在社会从贫穷进入富裕的阶段里,人们的观念意识变化很快,对未来的期望值偏高。一旦遇到较长时期的经济停滞局面,社会的不良情绪就容易爆发,造成社会动荡。导致原有生产力也会遭到破坏,经济环境进一步困难,社会进程就会停滞乃至于倒退。
        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当今世界主要强国都是实行的西式共和政体。发展中国家社会遇到困难以后,都会不约而同地以这些强国的政治模式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恰恰是西方的政治模式,重民意而不重客观规律,使得进入中等发达程度社会的国家无法坚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集中力量促进生产力进步。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的原因。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
        1、中国是世界唯一在本土延续了古代文明的国家,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具备强大的文化自信,对外来文化从不盲目接受,因此遇到困难时不会盲目学习强国的模式——上世纪初试行了西式共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又试行过来自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些经过实践被证明不行的东西,很快就被抛弃了;
        2、中国今天已然是世界一流强国,外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逐渐衰弱。这两个条件世界上只有中国具备。所以可以肯定,中国不会因为受外国的干预或影响,而放弃按照客观规律要求促进生产力进步。
        只要生产力能够持续进步,不断向发达国家靠拢,中国就必然不会坠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中国今天在不少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因为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而停留在中等水平。
        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是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即使是在现在的暂时困难环境中,中国的经济增速依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已经不需要刻意保持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就可以基本满足社会就业要求了。这样,社会矛盾就可以被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不会引发剧烈社会动荡,中国经济就可以继续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因此,中国的社会进程不会遇到严重阻碍,从而也就不会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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